媒體科大

中國青年報:“富老師”的200萬張學生照

發布者:新聞中心發布時間:2019-01-04浏覽次數:10

    很多人说,龚太平可能是91博天堂手机客户端(以下简称“武科大”)最“富有”的老师。

  200万张學生照片,塞满4台办公室电脑的内存,备份用去10个2000G的移动硬盘。3700份DVD光盘、500多盘录像带,挨个编了序号,龚太平退休时一打包,把它们整齐地码在4个大纸箱里,贴上标签堆在家里的空房间,乍一看,像是被密封的藏品。

  先后有1.5万余名學生走进他的镜头,“整整40年的大學生校园记忆。”

  龚太平的办公室墙上,是一张挨着一张的校友毕业聚会合照;桌上摞着好几本厚厚的相册;电脑上还接了两个移动硬盘,存的都是學生照片。

  有人來拜訪,他會引著先從牆上的畢業同學聚會照看起。如果問起照片裏校友,64歲的老教師能說出校友的名字,當年就讀的班級,現在的工作單位……

  1977年,全国恢复高考,成千上万青年的命运由此改变。而在湖北武汉,一个医学院老师,也是从这年开始拿起相机,记录起每届大學生的笑脸和属于他们的时代烙印。

  40年,高等教育發生了什麽,改變了什麽,留下了什麽……這一切都濃縮在龔太平的鏡頭之下,也改變著他的人生。

  龔太平不像個64歲的退休老人,說話語速超快。背出勒痕的雙肩包裏裝著相機,塞滿電池和數據線。

  在龚太平的记忆里,那是一个激情迸发的时代:學生拼命学习,不上课就自习,借着楼道的灯光看书,渴了就跑到水龙头底下,伸长脖子喝自来水;胆子大的女生,上完解剖课,把搬得动的头颅骨、四肢骨扛回宿舍,琢磨人体的构造;中国女排连胜时,一群人在校园里欢呼、奔跑,有人拿着解剖室里的骨头把脸盆敲得震天响,棉被甩起来,棉絮从窗户簌簌地成片落下。

  “如果把學生生活、校园点滴用照片记录下来, 过个二三十年再拿出来,会非常漂亮。”20岁出头的龚太平觉得,这个事儿有意义。

  他買不起相機,只能厚著臉皮借來學習;花了2角錢買本《攝影的基本知識》,去照相館和攝影師交朋友,偷偷地學了些技術。

  沒有暗房,他用兩片玻璃加上感光片夾住底片,躲在被窩裏,等陽光足了,一掀被子,嘴裏數著“一秒、兩秒、三秒……”,憑感覺控制曝光時間。

  後來有了實驗室,他試著將細胞染色體成像技術用在人像上,配置藥水,控制用量,摸索了一段時間,能像樣地把照片洗出來。

  1986年,龔太平第一次拿到專屬自己的相機。嚴格來說,那是研究室顯微鏡上攝影機器的鏡頭,取下來,組裝好,湊合著也能當相機用。

  爲此,他還提前跟領導做了彙報。領導覺得,有人拍校園也是好事,准了。

  实验室以外的时间,學生和照片渐渐成为龚太平生活的轴心。

  第一张留存的黑白毕业照上,300多名學生齐刷刷地站在水泥操场上,背景是3层教学楼。

  走到哪儿,他的相机都背在身上,为學生摄像、录影。一路拍下来,可以给學生做本5年大學生活相册。100多页的册子,按照时间线,清楚地罗列出故事:班级联合烧烤、迎春晚会、第一次实习……龚太平埋头选片、制图,常常一抬头才发现外面漆黑一片。他把被子搬到办公室,累了就在办公室沙发上躺一会儿,总能抢在毕业前夕,将光盘、纪念册无偿送给學生。

  越來越多的人知道,學校有個愛拍照的老師。

  学校有活动,宣传部总记得给他打电话,他背上相机包就赶过去。有时,没人邀请他,他知道有活动,也去。很多學生都记得拍毕业照时的一个场景:学校请的专业摄影师在正中位置拍,龚老师的三脚架支在旁边,也拍。

  有校友打趣:“感覺沒有龔老師的活動,都不像活動了哩。”

  有班級專門邀請他去拍畢業照,他特高興。架著三腳架,看鏡頭,對著上百人的隊伍高喊“右側的同學再左移一點,好”。一會兒,聲音又提高了幾個分貝,“有的同學表情咋那麽嚴肅,是不是龔老師欠了你們300斤大米沒還哩。”這一說,大家都笑了。

  临别前聚餐,同学搭着肩,互相爆着对方在大学的糗事,玩笑打闹间,眼泪不知怎地突然就滚了下来。龚太平举着相机,红着眼,拍着學生们彼此告别的画面,边哭边拍。

  校園,在照片中以可見的速度蛻變著。從毛坯房遷到新大樓,從土足球場變成塑膠跑道。龔太平的相機從膠片機換成數碼相機,照片由黑白變成彩色,還專門添置了打印機。

  所有的照片,他都會仔細注明拍攝時間、內容,歸類整理在硬盤、電腦裏。有時碰見其他老師丟的照片,他也收集起來。

  摄影展慢慢也办了起来。龚太平整理、排版,联系厂家,把照片都印在展板上,自费办了10多次。最热闹的时候,吸引了上千人来观看。他还制作了一份武科大明信片,校友回来了送,學生来了也送。

  一次,校長接待從德國飛過來的導師,談話間想起了他,跟身邊人說“趕緊給龔老師打電話,讓他過來幫忙拍個照,把他做的明信片也帶過來”。

  曆史的車輪向前滾動。當一張張照片被攤開、細細欣賞的時候,龔太平看到了高校教育改革中,最鮮活的“鯉魚跳龍門”的樣本。

  1999年,高校扩招。有资料显示,到2005年,农村大學生人数翻了6倍,首次超过城市學生。

  在1999級的畢業照裏,龔太平認出了本科8班的李強(化名)。這個來自湖北仙桃的農家子弟,每到暑假就早早趕回家,幫父親摘梨子。父子倆把一筐筐梨子運到鎮上賣,掙了錢,誰也舍不得花,全留著交學費。李強工作後,沒兩年就考上研究生,留在省裏一家三甲醫院。

  福建小伙子张明(化名)也抓住了时代的机会。他父亲卖猪肉,母亲务农。最难的时候,家里连1个月的生活费也凑不上。5年时间,除了上课,他就窝在实验室、自习室、图书馆,拼命汲取知识。12年后,龚太平在學生婚礼上遇见他。他已是福州一家医院的外科骨干,娶妻生子,在繁华地段买了房。照片上那个腼腆的农村孩子踪迹全无。

  “寒門出貴子,這樣的例子太多了。”點開一張張畢業照,龔太平有些自豪,“每張照片背後都有故事。人叫什麽,去了哪兒我都知道,幾十年的積累都放在上面呢。”

  一次經曆,讓龔太平開始觀察到照片背後更深層的教育問題。

  大一新生于欣(化名)剛結束軍訓,父親在煤礦遭遇塌方,不幸遇難。龔太平整理了于欣軍訓、學習的照片,最珍貴的一張,是開學時抓拍到父女同框的一幕。照片裏,父親穿著深色的襯衣,提著裝滿棉被的大箱子,彎著腰陪在她身邊,耐心地等她辦入學手續。

  待于欣處理好父親後事返校,龔太平把她叫到了辦公室,遞上3張照片,“這2張照片給你和妹妹,上面有你的父親,另外1張送給你媽媽,你和妹妹都在外讀書,讓這張照片替你陪著媽媽。”

  把手放在和父親唯一一張合影照片上,于欣哭了。

  龚太平翻遍了學生档案,发现班里有半数學生都曾有留守儿童经历。他以记录者的姿态做了次尝试,给96位父母寄“家书”,手写了96封信,记录學生点滴,还给上百个家长打电话。也因此被质疑:这老师是不是管得太宽了?

  臨近退休,學院覺得沒人比他更熟悉校友,于是返聘他爲校友辦負責人。這份工作沒有工資,但他覺得很幸福,依然可以做和拍照相關的事。

  2018年暑假,爲籌備醫學院校慶工作,64歲的龔老師在25天裏打了1000多個電話。最累的時候,腿腫得嚇人,都沒力氣去開辦公室的門,把他驚出一身冷汗。

  2018年10月26日,學校120周年校慶。他爲回家的校友制作了照片集,用透明袋子仔細地裝著。

  學生们的回忆拼凑出这样一些细节:龚老师几乎不旅游,周末、节假日最爱办公室;吃饭就去食堂,一顿饭几元钱就打发了;一双皮鞋,一穿好几年;有一次去看校友,返程要打车,一摸口袋只有10多元零钱,还是院长临时救了急……

  但“窮老師”時刻注意把辦公室拾掇敞亮,衣服穿得整潔,還在會客桌上自制的紙盒裏插上幾朵鮮紅色的假花。

  他總擔心有校友回來一看,“哎呀,龔老師怎麽老得不像話了。”

  有校友评价他:“热爱母校,对学校有远超乎他人的深厚感情。”2011级临床医学班班长陈维用“博爱”来形容龚老师,“他不只对自己的學生好,对其他学院的學生也好。遇到来学校游玩的校友,也帮他们拍照,再发邮件给他们。”

  但這種不求回報的集體價值觀,和這個時代一對比,總是反差很大。

  40年来,他对自己的总结是:对得起良心,没有任何私欲,也不占任何便宜,总是希望能将学校的风景和文化展示给學生,给客人。

  他覺得,不是自己管得太寬,是社會價值觀變化太快。“找人監考,第一句話上來就問有沒有錢。好像沒有錢,這個事就不會有人去辦”。

  “但如果只有你一個人堅持這種價值觀呢?”談到這裏,他目光緊縮,歎了口氣,身子重重地靠在椅子上,“是很孤獨”。龔老師看著手中的茶杯,臉上露出了與年齡相應的暮色與松弛。

  忙完校慶那天,是個陽光正暖的下午,微信群的消息一直響個不停,校友不停地刷屏:感謝龔老師,感謝學院,感謝母校。回家真好。

  他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裏,也不作聲,一連看了幾個小時,臉上寫著滿滿的幸福。

    http://zqb.cyol.com/html/2019-01/04/nw.D110000zgqnb_20190104_1-05.htm 


返回原圖
/